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决定性胜利。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经土崩瓦解。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面临着如何管理好建设好城市这个重大问题。党中央及时作出了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总方针，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但当时一部分同志不能准确地理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方针，进城不是把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摆在第一位，不去争取、团结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而是错误地强调和资本家斗争，支持部分工人的一些不适当、过高的要求，盲目排挤私营企业、甚至要分掉企业，消灭资本主义。

1949年的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到天津视察。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下基层、搞调查、摸情况，不辞劳苦地深入进行工作。他针对发现的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资本家普遍存在的怕清算、怕共产、怕说剥削的疑惧心理，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分别进行了耐心的座谈，在一些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

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基本点是：

一、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我们一道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

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救人，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朋友，是争取、团结的对象。把资本家当做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就会犯错误。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而且要相当长期的联合。当然，适当的斗争还是需要的。

三、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公营企业，第二是私营企业，第三是手工业。“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要“发展生产就应该和资本家合作”，为此，要照顾四面八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对资本主义要充分利用，也要有所限制，应该规定出相互遵守的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

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它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今天工人的痛苦，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于它的不发展。”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他在同资本家座谈中，为消除他们不敢大胆经营的顾虑，鼓励他们扩大生产、多办工厂，让更多的工人就业。还曾讲道: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愈多愈好”。

五、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在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既要防右，又要反“左”。但反“左”往往要比反右困难得多：“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因此“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

六、社会主义革命将来是一定要实行的，“但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到那时，可以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

刘少奇的上述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的构想，引起了各方强烈的积极的响应，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干部、工人普遍提高了认识，端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资本家中存在的种种疑虑也逐渐消除了，恢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天津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在座谈中说，他去山东临清销盐，遭到临清贸易公司降价排挤。刘少奇会后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做，并要李烛尘再去，以后果然获利，他就更放心放手发展企业经营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他讲得很好，只是个别用语--“剥削有功”、“愈多愈好”可不一定要那么讲。

在巨大的“左”的呼喊声中，刘少奇为发展城市生产，吃力不讨好地说出“剥削有功”“愈多愈好”，正可见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肝赤胆，更凸现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